（源自陈盛明《晚清泉州一个典型的世家——黄宗汉家族》）
世家，指的是封建社会中门第高、世代做大官的人家。早期多为拥有庄园采地的世袭贵族，《史记》把记述诸侯王的传记称为“世家”。科举制度的实行，使贫寒之士登上官僚阶级，簪缨相继，构成一个世家，居社会上层。所谓世家豪族的形成、发展与衰落，影响到当地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各个方面。
泉州自唐以来，人文日盛，科第联翩，绵绵不绝。一人得道，子孙席余荫，绳祖武，家族就昌盛起来。当然，也有子孙不肖一两代而破败的，但多数门庭却能维持数代，保其世家。
本文选择黄宗汉家庭作为标本来试行探讨。因为：一、该家族的主干黄宗汉，为清中叶后官阶最高的泉州人，其家族后昆作为官绅，也多有一定地位；二、这一家族的形成与发展，处在鸦片战争前后，正是中国社会性质趋于变化的时代，有特殊意义；三、被称为“观口黄”（黄宗汉家住在泉州元妙观口）的这一家族，至今还为老一辈的泉州人所熟悉，较易理解，有其代表性。
据该家族世系，属紫云黄分支，先辈移居泉州涂门外法石乡，世业农，兼作手艺（补鞋），后族中有转为商贩的，在莆田涵江一带行商，家以小康。其第八世，遂进城卜居集贤里（今打锡巷一带），建有住宅，送子弟读书，渐露头角。第九世起，编出宗族辈分十六字，即“荣耀祖宗贻谋孙子永承家庆世受国恩。”第十世耀字辈分为三房，长三两房仍在集贤里，第二房移住登贤里（今元妙观口一带），出有举人黄念祖（第十一世），逐步发展“观口黄”这家族，到目前已传到第十九世“家”字辈了。本文研究的对象，断限自十一世“祖”字辈到十五世“孙”字辈，大抵由清嘉庆初年到民国初年这一百二三十年间，就“观口黄”这家族的形成、人物、生活、社会关系与影响方面，进行考察，藉此窥探近代泉州社会情况。
1、奠定基业黄宗汉
黄宗汉字寿臣，是奠定“观口黄”这一家族的主要人物。父亲黄念祖为是清嘉庆辛酉（1801年）科举人，在本城设塾任教。他颇有名气，教的是经书、诗词、制艺之类，就读的多大家子弟，一般为求深造而来。因他善于教诲，学生中多有中秀才、举人的，所以从游日盛，束修收入不恶。兼之家中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故他虽为教书先生，而过的是缙绅生活，有一妻两妾，共生六男，宗汉为其第二妾郑氏所生，是最小的儿子。
宗汉生于嘉庆八年（1803年），七岁丧父，由其嫡长兄宗澄教养成人。他自幼聪颖，四五岁时，父亲就教他认定念书。父死后，随宗澄学习，十一岁遍读群经，能写文章。十七岁中秀才，十八岁考举人，中副榜。此后十年间，在家勤学苦读，任宗澄助教，不干预外事。道光十四年（1834年）正式中举，第二年联捷进士。
自三十二岁中进士，入翰林院，在京任官十年。道光廿五年（1845年）至咸丰六年，在外任大小官吏十四年。九年（1859年）由粤调京。
黄宗汉任御史，不畏亲贵，弹劾桂良；任广东粮道，敢于疏纠大吏；在浙抚任上，一方面镇压太平天国，一方面为江南大营尽力筹饷。小刀会在上海起义，宗汉建议海运改于浏河受兑，以利漕粮北运。对浙江一些地方的农民起义，也加以镇压。以其效忠清室，获得咸丰帝褒奖，赐御书“忠勤正直”匾额。在四川总督任内，则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。但也严于吏治，裁撤陋规，平反冤狱，整顿钱粮。第二次鸦片战争，黄宗汉被授以钦差大臣关防督粤。出督两广，主理对英军事。时广州已为英军所据，巡抚柏贵在城中为英人胁制。宗汉积极组织乡团抗击英军，但朝臣畏外，多主和议，宗汉虽加反对，然缺乏有力措施，其联络团练多空言鼓励，未收实效。清廷惧外求和，既命奕沂、桂良议和，遂循英人要求，疏请去宗汉及广东三团绅，致其内调。由于他主战，为主和派所恶，进京后一年后才补吏部右侍郎。1861年，咸丰帝死于热河后，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，夺得政权，把当时掌握清政府中央实权的满州贵族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等政务王大臣处死，消灭政敌。宗汉因平时接近肃顺，被加以罪名革职永不叙用，其在京两年，杜门谢客。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得泉州同乡陈庆庸等函促回里，主讲清源书院，才挈眷南归。至上海患病，殁于上海寓所，终年六十二岁。
宗汉是“观口黄”这个家族的主要创业者，其当京官时虽油水较差，然也不无额外收入；而多年外放，位至封疆大臣，财源就滚滚而来。有了他的政治地位和财政基础，才得以建立“观口黄”这世家豪族。
2、兄侄后昆保门楣
“观口黄”这世家，由黄念祖开其端，黄宗汉奠其基，然所以能保持其门楣于不坠，也有赖于后昆有人，能簪缨相继。这一家族的其他骨干人物，对于世家的构成，各起其作用，特为介绍：
黄宗澄：黄念祖嫡长子，生于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，嘉庆廿四年（1819年）中福建乡试第二名举人，继其父为高级塾师，因学问渊博，能因材施教，受业的人比他父亲更多，不但遍及八闽，远而台湾、浙江也有人闻风前来。取得功名的门下士，有两进士十余举人。道光甲午科（1834年）福建乡试，即有五人同榜中举，被誉为“五凤飞桐城”。曾先后任过福州、漳州训导，都获得士子爱戴。因负有时誉，为当局看重。鸦片战争时，英军侵厦门，泉州告警，七城门都派官坤督守，闽浙总督颜伯焘，特把他调来泉州，分守南门。其后告老回家，成为有名乡绅，在地方上拥有力量。宗汉七岁丧父，由宗澄教养成长，因他自幼聪明而顽皮，宗澄对他管教甚严，宗汉从小怕他。宗澄对他既如严父，又是严师，宗汉能得成名，是宗澄一手培养的，所以宗汉对他非常尊重，在官所有收入，除自用者外，都寄交宗澄支配。宗澄既拥巨资，就把所居邻右旧屋，成片收买，建立宅第，鳞次栉比，成为“观口黄”的“特区”。他死于道光廿四年（1844年），年六十三。死后有悼词称他“家事恒心恒产计”，可见其对家庭经济经营的心神。还有他的一个同年致哀辞说：“善岂可诈？没世而称，自有定论，兄其可无虑”。反映当时就有人指他“诈善”。虽然他对社会公益事业多有捐献，对穷困亲友也有所资助，可有人议论他是伪君子，而他生前对此也有所不安，故死后朋友提起此事，安慰他的亡灵说“其可无虑”，这也表露旧时乡坤面目的一个侧面。后来，宗汉既为大官，就列举宗澄生平的“高风亮节”，请地方官把他祀于乡贤祠，成为一个“乡贤”，还向宗澄的门生故旧，征集悼念诗文五百多篇，作者达三百人，编为《悼服鸟吟》问世。
黄贻檀：“宗橙长子。宗澄既掌握黄家经济大权，即交由贻檀管理，成为家族的财政负责人，经营擘划多出其手。曾出资为自己捐个候补知府，有了顶戴，也算厕身仕宦之列，便附庸风雅，在六十寿辰时，遍征当时文人学士撰赠诗文，作《采芝图》，刻石拓送，以示荣耀。
黄贻杼：宗澄第三子，举人，南靖训导，文名不及父祖，教书门徒也不如父祖之盛。赖家有生息，衣食无忧，主要协助其父兄建置房产，开设商行，以振展家族的财富。他自己也出资捐官。
黄怡楫：宗汉长子，生于道光十二年（1832 年）。十七岁中秀才，补廪生，即随侍其父于山东、浙江、四川、广东各任上，襄助幕中，所至览形势，访利病，究吏治，交时贤，有用世之志。只是功名不利，两次回省应乡试，都未考上。后来奕泞（咸丰帝）为照顾黄宗汉，特赏给贻楫举人，得一体会试，复授内阁中书，充方略馆复校，以侍读候补。因他具有才华，在京与一些名士多有交往，意气风发，谈锋纵横，论世务，衡人才，往往因而得罪于人。六考进士都不中，郁郁不得志。到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已四十多岁，才以第三名及第，中了探花。据传本来拟拔充状元，以慈禧记恨黄宗汉，才仰居第三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充国史馆协修。二百多年来，福建中状元的有数人，而迄无探花，他鼎甲第三，反传为佳话。散馆时，因在试卷中误写一个字，被改授郎官，分刑部主事。按例鼎甲出身是不当助贰的，这也是恭亲王奕沂为献媚慈禧而藉此给以打击。值河南大旱，他随侍郎袁保恒前往办赈，亲巡灾区，审核利弊。因灾民众多，赈款不足，他特致函家乡，请亲友殷商富侨助赈，募得巨款，惠及灾区。赈完回京，就以母老请假归里。中法战争，以大学士徐桐疏荐，奉旨召见，多所陈奏，受载恬（光绪帝）赏识，诏军机处存记，拟予任用，以母病驰归，母殁，遂家居不出。历掌清源、崇正两书院讲席；倡办地方公益，如疏浚八卦沟，设立育婴堂等。光绪廿一年（1895年）因病去世，年六十四。所著有《柔远纪略》十二卷、《招鸥别馆文集》十六卷、《救荒法戒录》八卷、《治河概论》四卷、《救时高论》四卷、《静妙轩诗钞》二卷，病笃时交其长婿常熟杨同升校对付梓，但迄未出版。他还辑录黄宗汉生前奏疏诗文稿，编为《黄尚书公全集》廿八卷及附录等共十巨册，尚无付印，现稿存厦门大学图书馆。
黄贻梁：宗汉仲子，荫生。因本籍团防叙功，加五品衔；劝捐晋豫赈款，赏戴花瓴。随父宦游十余年，参助幕中事务。
黄贻果：宗汉庶子，生员。书法学卫夫人，为泉州名书法家。
黄谋烈：黄宗汉侄孙。祖宗澄，父贻檀。生于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。十五岁中秀才，廿一岁中举人，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廿五岁成进士。自宗汉被黜，家族一时受挫，谋烈四弟谋撝，因事入狱，及谋烈中进士，立获释放。以进士授内阁中书，同冶五年（1866年）转礼部，派署精膳司掌印，受命校勘官韵字划，因潜心韵学，三年完成《春部字韵校勘》，将字体论俗、切音揉杂的摘录出来。复派总校官韵，旋派襄办大婚典礼，题补主客司郎中，协修《学政全书》，则例馆帮纂。光绪廿一年（1895年）告归，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逝世，年七十七。家居二十年，创办义仓，以平抑米价；中法战争出任渔团总办，以保障海防；主讲清源书院，以培育士子；举办乡约以清弭械斗。光绪廿一年（1905年），泉州遭特大洪水，灾区广阔，主办急赈，函致南洋华侨及沪宁诸郊商劝募，得赈款五万以上。曾辑录泉州风俗，编为《从先维俗》一书，送礼部礼学馆备参考。宣统间被选为福建省咨议。
黄谋烀：字萍秋，同盟会会员。辛亥光复泉州，参与其谋，反袁之役也参加活动。
黄孙坚：民初入海军学校学习，参与许卓然的凤巢山起义，由教练员升至闽南靖国军团长。
黄谋焜妻陈铁梅：善诗词，有女诗人之目。早寡，以教书培养子女，曾任佩实小学校长、泉州华侨女子公学教员，著有《填海石》诗集，为黄家媳妇中的佼佼者。
黄松：贻檀孙女，谋为女。自幼从名师学古琴，成为著名南派古琴家，蜚声乐坛。又擅工笔画，所缓花卉有名于时。适湖南湘潭世家子黎桐曾，早寡，以从侄黎烈文为嗣子，卖画教琴培养儿女成长。解放后任上海文史馆馆员，晚年回泉州故乡，卒于一九八二年，终年九十五。为黄家女儿中的杰出者。
黄家以科第显的，除上述各人外，还有举人谋焘、谋熙、孙垣等；至于生贡之类，不复列举。
3、富贵相连重货殖
世家的成形，主要靠才与财。“观口黄”的人才略如上述，其家族的财富也有可观。“一任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，“升官发财”为封建官吏的口号。黄宗汉历任官职，都有子侄随往，管理财务的主要是自己人，如非收入可观，哪能源源寄钱回家，让宗澄父子广置产业，建立这一家族的经济基础？黄宗澄死，宗汉为撰墓志，“府君之殁，家无植垄”。好像他父亲念祖未拥有土地，是个穷书生，其实不是这样。虽然封建时代的官僚，多同时为地主，宦囊所入一般购置田地，告老回家作乡绅，主要靠地租收入来怡养天年。明代泉州的乡绅即多为地主，以大斗入小斗出压榨农民，才引起“斗栳会”之变。清初大官如靖海侯施琅家，也拥有大量土地。但泉州原是商业城市，中古时且为对外贸易大港，具有商业活动传统，即使地主也往往在城镇兼营商业。清中叶后，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变化，有较地租收入更有利可图的事业，有钱人投资方向，由农村转向城市，自营或与人合资开店铺开典当，置房产，以至经营手工业。他们的兴趣由“田连阡陌”转而为房屋栉比或行号相望，财富的衡量已不在田地多少，所以“家无植垄”不等于穷人。
黄念祖以一教书先生，能够养一妻两妾六子，还要维持“教廉公”的家庭场面，就不简单。及黄宗汉宦囊收入可观，黄宗澄才得以大肆经营，在观口一带建了十多座三间张四落有护龙的大厦，以及书斋别墅——一六渊海、梅石山房、静妙轩等等。由观口、后巷扩展到敷仁巷、镇抚巷，连在一起，显示着世家大族的派头。但这些是作为住宅用的，其经济来源之一是广置店屋出租。有个老泥沙匠蔡金司，虽不是黄家专用建筑工人，而他父子两代数十年间，主要是为黄家修缮店屋。据他说，泉州闹市店屋，观口黄与万厝埕王（大典当商）两家占近半数（指两家兴旺时期）。因为是业主，还可左右租户的营业，黄家原开设晋源绸缎庄，后有人向其租附近店屋开布行，就指定只能开布行，不能卖绸缎与其竞争。其次开典当，泉州的乡绅富室，不少人经营高利贷典当业，如与黄宗汉同时代的四川总督苏廷钰家，就开有元祥号等大型典铺，被称为“元祥苏”。道台庄俊元、翰林张端等，也都开有典铺。“观口黄”的典铺就更多了，在河市有源美，安海有胜美，南安溪尾有锦美、黄胜美，安溪有和安、和裕诸号。商行方面有长合号宁波郊，自已置船往返接洽甬沪，“糖去棉花返”地经营着，后营业不佳，改为长合乾果行。糖房（囤积、加工蔗粮）在泉州也是一大行业，黄家有怡美、悦津两家，后来缩小范围，改为糖品店与粿炊店。此外有长美纸行、恒昌碗行、百和堂香店、协美金纸店，商业经营面相当广阔。规模较大的还有晋源布郊，经营顶盘，一度专营绸缎，后改称晋源布庄，历史达七八十年。在厦门，除自营胜义号外，还以诗记（长房贻檀的代号）、书记（三房贻杼的代号）的名义，与人合股开设联昌号，前往香港置办洋货来厦销售；又与人合股开设锦昌号，置办浦南等处纸货来厦销售。所营行店一般雇请熟悉业务的人为“当事”（掌柜、经理），而派家族子弟去巡视督。
清中叶后，泉州最大的商业为郊商，即大宗批发南北各埠土产的商行。道光至同治间，经营郊商的多为有财有势的官绅，如观口黄、元祥苏、象峰陈、钱头吴、万厝埕王等等。郊商中以宁波郊规模最大，财力最厚。他们成立宁郊会馆，馆址设在南门天妃宫。每年古历三月廿三日为天妃（妈祖娘娘）诞辰，为该途商聚会日期，演戏开筵，热闹十多天，与会行东多为穿花袍戴圆顶的有功名的官绅，人们称该途为“五龙袍郊行”。黄宗汉胞侄黄贻檀（号香圃、长合号宁波郊行东）在世时，就是这个会馆的领袖。 黄谋烈在清末还经营手工业，在象峰巷开设晋记织布局，拥有旧式织布机四十多台，吸收男童工四十多人，聘请外地纺织技工传授技术，专织土布，后又分设后巷布局，在晋源布庄设染房，自己漂染和销售。终因英日洋布和上海、天津机布大量销泉，晋源土布无法竞争，而把布局停办。
黄家没有置买田地（祖墓附近略有薄地，系供看墓人耕种，不作家庭收入），但有买“龙眼宅”。龙眼是泉州特产，种龙眼比种田费省而利久，而为子孙世业，因此城里富户多置有种龙眼树的“龙眼宅”。雇夫守顾，每年龙眼熟时，卖得款项，业主得八成，守顾人得二成。业主一投了资，不必什么劳动，就可逐年坐收其利。黄家在鲤洲等处，拥有“龙眼宅”多处，作为一种收入。
还有一种可能别处罕见的财源，即置礐（厕所）出租。旧时粪便为主要肥料，厕所都属私人所有，有一种以买卖大粪为业的粪户，向礐主租礐，雇工每天收粪，卖给农民，获得甚丰。人烟越稠密的地点，厕所出粪越多，但厕所既脏又臭，非强有力者无法在闹市设厕所，所以礐主多为当地豪强。黄家也有厕所出租，不过为数不多，不是重要财源。“观口黄”族大丁多，子弟会读书的专心攻读，求从科第出身；不善读书的，就去从商，分管行店。这样以货殖收入来哺养族众，以家庭势力去支持经济经营，从而保持世家望族的地位。家财既富，为收名望，对一些公益事业常捐资帮助。如陈庆镛倡办育婴堂，黄贻楫、黄贻檀都捐巨款助其成；顺直水灾，贻楫独自捐赈二千元；修洛阳桥，修天妃宫，黄家都有捐款。贻檀、贻杼、贻梁、孙增等，都花过钱财去捐买官阶官衔。
4、交游联姻多名家
地方上的世家大族，往往不只一个，尤其象泉州这样人文荟萃的地方，同一时代出现不少人物，彼此之间，或为世交亲戚，或为门生故旧，在社会上结为集团。其中也可能有矛盾，闹宗派，但主要的还是有其阶级的共同利益，促使他们至少在表面上要合作互助。 在黄宗汉及其前后的时代，泉州的乡绅望族，如：四川总督苏廷钰家（通政巷苏）、翰林道台庄俊元家（甲第巷庄）、翰林御史陈庆镛家（塔后陈）、翰林京卿许邦光家（三朝许）、御史叶题雁家（下淮叶）、提督曾玉明家（廓池曾）、袭爵李润堂家（玉犀巷李），武侍卫林高飞家（奎章巷林）、翰林张端家（水心亭张）、翰林王式文家（纱帽石王）、翰林李清祺家（新坊脚李）、翰林王寿国家（水尾楼王）、翰林陈棨仁家（象峰陈）、翰林龚显曾家（三朝龚）、翰林杜士元家（凤栖坑杜）、道台王大贞家（新府口王）、状元吴鲁家（钱头吴）、部郎龚显鹤家（旧馆驿龚）、部郎王戟门家（傅府口王）、部郎黄抟扶家（后城黄）等等，都和“观口黄”有关系，有的关系甚为密切，彼此“扶持遮饰，俱有照应”（《红楼梦》语）。即在京都或外省，有些旧寅相知，也对黄家多有关照，如徐桐之于黄贻楫，就经常书信来往，加以扶持；湖南名士道台何绍基与黄家为姻亲，也往返密切。
各个世家之间，除平常友谊往来外，复多互缔婚姻。旧时代儿女婚配必求门当户对，黄家这巨族自不随便。
黄宗澄妻为举人杨师程之妹。黄宗汉第五子贻相妻，为庄俊元次女。黄谋炖妻为何绍基之女。黄谋撝妻为陈棨仁之妹。黄谋焘妻为举人陈锡圭之女。黄谋灼妻为部郎陈家徵之女。黄谋焜妻为举人陈钦尧之女。黄孙增妻为张端长女。黄孙垣妻为张端次女。黄孙圻妻为陈棨仁之女。黄孙堪妻为王式文长女。黄孙场妻为吴范志家女儿。黄孙燎妻为新府口王女儿。黄孙堻妻为举人张大河堂姊。黄孙戴妻为下辇乡富侨曾姓女。黄孙圻长媳为举人张大河之女。黄孙增次媳为举人陈育才之女黄孙堻次媳为举人陈德薰之女。
至于黄家女儿，也多配与名门子弟。如黄贻楫长女保艾，嫁与无锡世家子杨同升，黄谋撝长女黄松（安姑）嫁与湘潭世家子黎桐曾，其他嫁与本地的也多名门世家，不一一列举。但可一提的即世家与华侨的联姻，日见其多，这是泉州侨乡的特点。“观口黄”的例子，如黄孙增有一女，即嫁与新加坡著名华侨南安人林志义（林露）为媳，上述黄孙戴所娶的华侨女儿。不过这种事例较典型的还是后城部郎黄抟扶家，抟扶的媳妇为菲律宾华侨曾任甲必丹的下辇乡人曾天眷之女，其孙媳为印尼富侨南安人李功藏的女儿。
另外还有一种联谊方式，亦值得一提。如黄宗汉和许邦光，在朝都是京卿之类的大官，交往频繁。两人之妻刚好同时怀孕，便互相指腹为婚，结果生下来都是男的，即黄贻楫与许祖淓（官刑部员外郎，系大理寺卿郭尚先之婿），于是结拜为兄弟，世代以亲戚往来。
所以构成世家豪族，主要是这家族自身有人才和家财，同时，这一家族的亲戚故旧也多当地的名门巨族，这才能相得益彰，互相扶持，而得以站在当地社会的上层。
5、乡绅阀阅有权势
《红楼梦》第四回写门子告诉贾雨村的一段话：“如今凡作的地方官吏，皆有一个私单，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，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姓名，各省皆然。倘若不知，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，不但官爵，只怕连性命都保不成呢，所以叫做“护官符”。这虽是小说的情节，却反映封建时代官场的实况。在泉州历史上有资格列入“护官符”的乡绅，不乏其人，就黄宗汉家庭一些情况来看，也有条件取得这个资格。黄宗汉官至两广总督，历任京卿给谏，封疆大吏，虽晚年遭遇“辛酉政变”的厄运，而在此之前，他的言行是可以左右地方的。他死后，簪缨相继，后昆继起，仍不失其世家豪族的地位。他的长兄黄宗澄，虽不过一广文冷官，然既是孝廉公，又是大老爹（旧时泉俗称大官的兄弟为老爹），自不失其乡绅身份，与其子贻檀都为当地所推尊，地方有事必向其咨询。贻楫、谋烈叔侄，蜚声翰苑，历任京卿，先后家居二三十年，更成为泉州乡绅班首，地方官遇事必造府请教，当地绅士也唯他们马首是瞻，地方公益业必请其主持，霁翁（贻楫字霁川）和佑翁（谋烈号佑堂）的大名，在那时候几乎泉人皆知。
左宗棠爱将孙开华，以镇压太平天国有功，擢福建陆路提督，驻在泉州，恃功而骄，日事声色狗马游乐，不恤民艰。提督衙门养马，放任外出践食庄稼，北门执节铺半村半郭，居民以种蔬菜花卉为业，不断遭到督署马匹践踏咬吃，驱之不走，损失不小，民愤甚大。一天，铺中少年愤怒难忍，持棍棒驱打，不意用力过猛，把马击伤致死，兵丁报告孙提督，霎时声势汹涌，派兵数百包围该铺，不分皂白，抓去居民三百多人，声言要处为首的极刑，其他都发县衙监禁。黄贻楫闻讯大愤，即通过府县官转达孙开华，如再横行无忌，即报告兵部为民申冤。时兵部尚书徐桐，素重贻楫为人，书信往来不断，孙开华受到警告，自觉孟浪，立将所拘村民释放，并到黄府道歉，贻楫拒不与面，执节铺民得免一场大祸。骄横的孙提督大概忘带“护官符”，以致屈于黄探花。
又如法石宁波郊富骆子燕，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，因豪强勒索未遂，受诬陷入狱，数年不得直，后骆托许祖淓的女婿陈张荣向黄贻楫求援，黄向官厅解释，骆即被释出狱。
科举时代，设有书院以培训士子，任书院讲席的“山长”，必须是德高望重学深的乡绅，他不是一般的教书先生，而是地方士绅的表率，有很高的社会荣誉。当黄宗汉得罪慈禧而杜门养晦的时候，泉州乡绅陈庆镛等即联函请他回里任清源书院山长，后以病殁未果。及黄贻楫、黄谋烈家居，就先后当过清源、崇正两书院的山长。
其后，这家族虽渐趋衰落，但民国时代其族人在泉州教育界任校长教员的仍不少，至今老一辈泉州人还记的有“观口黄”这家族。
6、族众行藏与家规
黄宗汉任御史，不畏亲贵，弹劾桂良；任广东粮道，敢于疏纠大吏；作外官，不肯馈遗京官内侍。黄贻楫谈世务，论人才，率直抒已见，不怕触时讳，得罪人。黄谋烈在礼部，曾因事谒万尚书于私第，万须缠于扣不得解，他不学丁谓趋媚长官代为解须。三代为人都有点骨气。这三代人也都从少年就孜孜为学，家中藏书之富，冠于泉州。黄谋烈钻研韵学，也有成就。封建士大夫家，守礼教，重宗法。宗澄任福州训导，首先搜罗节孝，旌表四千多人。这种伦理观念，深入家门，黄宗汉病笃，其女婉卿割腕肉和药以进，尽其愚孝。甚至到了民国，黄家还出现两个“烈女”，黄孙圻有一弟一子，都未婚而死，其弟未婚互安海叶姓女，其子未婚妻陈姓世家女，都与神主成亲，先后进黄家作烈女，甘守空房以至年老去世。
封建世家既重宗法，望宗支繁衍，遇儿子夭殇无嗣，必立其兄弟之子承继，或以一子兼奉两祧，不能“倒房”。黄念祖有六子，次子宗清夭，以宗汉之子贻楫入继；三子宗汀夭，以宗澄之子贻杼入继；贻檀次弟夭，即以其子谋烈入继；谋烈长兄夭，即以其子孙堪入继，以“顶房头”。族规许娶妾不许买子，迫不得已要买子的，必须是本宗合辈分的人。 为慰夭亡子女于地下，并藉以拉社会关系，黄家还有冥婚之举。有董吉官者，为黄家商业上得力大伙计，有子夭亡，黄谋烈就把一亡女配他作鬼媳，将神主嫁过去，这位老伙计攀上东家黄部爷作亲家，自更感激效忠。黄孙坦有子十岁而夭，就找华洲乡陈姓一亡女配亡子，结下冥亲，把神主迎娶入门，以保一房祧，这一房的承继男认“鬼母”的父母为外祖父母，两家姻亲往来不绝。这是两个例子。 黄宗汉这一代，兄弟有六房，以宗澄为家长，过着大家庭的生活。到下一代，即十三世贻字辈，才析产分居，但不是按六房分，而是以宗字辈所有的儿子十一人，按年龄大小为秩，分作十一房。如贻檀为长房，贻杼为三房，贻楫为六房，贻梁为七房，贻桥为八房，贻果为九房，贻相为十房，贻棨为十一房等（文革中家谱遗失，致难详考）。其中宗汉的儿子占五房，大抵以家财主要为宗汉发的，故如此分析。这十一房称为大房祧，各房子孙一多，又各再分为小房祧。
家产虽分给各房，但尊祖敬宗，祭祀不能缺礼，因在产业中留一部分作公业，推最高辈分中的年长者为族长，主持族中事务，管理公业。每年的年节祭祀，做公忌（共同祖妣的生卒纪念日）、扫墓等祭典，则由各房轮流值祀，公业收租息册，交轮值者收款备用，连同祭典登记簿，轮流移交。祭时在祖厝（祖先最早建筑的家族住屋）设供，届时全族子孙男丁不论老幼，人出一元购鞭炮，到集贤里的祖厝参与祭宴，大放鞭炮以祝族盛丁旺。因年久宗支繁衍，同辈行的人一多，所起名字难免有雷同，族长必于这时把与祭的各辈行中的年少者，逐人问其名字，发现有起名与同辈年长者相同的，年少的人必须改名。又清明祭扫祖墓，为鼓励子孙参加，除可用公款坐轿外，每人还津贴一元。凡此种种，自然非有大笔公款不可，这主要由公业的店屋租金支付，可见其公业不少。大宗有大宗的公业，小宗也各有小宗的公业。
家规不许买子而允许娶妾，但妾的地位是卑下的，死后出殡，棺材不能从大门抬出。黄宗汉生母为其父次妾，死后棺材按规矩要出偏门，宗汉时已中进士，据传是宗汉卧在其母棺上才得从大门抬出去的。
旧时代的名门世族，把其帷幕揭开，里面五光十色，美丑互见。因各家生活条件、社会处境相差不远，故其门风大抵近似，诸如娶姬妾，蓄婢仆，养尊处优，任情使性，以致嫖赌饮吹（抽大烟）等行为，子弟中有这些事例的不独一家一族为然，不用多赘。
据《黄佑堂小传》，讲述黄家一铺张排场的情况：黄贻檀六十寿辰，广收礼品，大宴宾客，供献的山珍海味至“里门填咽，乡人羡之”。豪华之举，也见其族众行藏的一端。
7、剖析现象看本质
对黄宗汉家族里里外外各现象进行剖析，大抵可以反映近代泉州世家豪族的面貌，从而对它的本质有一定的认识。“观口黄”这一家族虽属于封建世家，但由于它已处于中国封建制度的末期，不仅已非封建领主制经济，以劳役地租形态剥削的典型封建制度时期，而且也已不是纯粹地主制经济，以土地的私有制度的产品地租形态剥削的经济结构的时代了。这一家族的经济基础，主要建筑在房产租赁和商业经营以至高利贷的典当业上。虽然同时代泉州有几个住在农村的世家，也拥有若干土地，但数量有限，绝不是什么“田连阡陌”的大地主，他们的家庭收入，仍然大部依靠参与城市的商业活动，或者于收成季节贱价收购农产品，囤积居奇牟利。有些则有家属出洋，寄回侨汇。地租（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）收入并不居于重要地位，这是和早期的世家不同之处。对这类人，概念上视为地主官僚阶级，实质上已近于近代的官僚资产阶级。它的最初资本积累虽来自宦途所得，而其经营发展已是资本主义方式的。 不过从意识形态看，近代泉州这些世家，还是属于封建社会的范畴，他们多数是由科举出身而发达起来的。他们所作所为，脱不出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，那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本文材料除参考有关文献外，主要出自调查访问，黄子銮、黄子错两先生，帮助不少，谨此致谢。享年九五的女画家黄松在世时，曾多次对我讲述其家族的遗闻轶事，也多所引用，并以此文表示对她老人家的悼念。
（原刊于《泉州文史》第八期）